诺奖得主警示：鸟类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丨展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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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借这本小书的销路，我倒想看看中国读书界心理成熟的程度。近年来，很多有识者已经鄙弃了纯粹的心灵鸡汤。但是，书店里汗牛充栋的所谓“自然写作”，何尝不是变相的鸡汤。充其量不过是有关动植物的有趣知识。可是，有趣和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。这本书思想深邃，局面宏阔，固不乏知识和趣味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激发思想，检讨人生，对于高层的读者，说不定还能在纯粹的心智满足之外，开出一些科学研究的法门呢。
——译者
本文经授权摘自《人鸟与共》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8月版）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点击文末“阅读原文”可购买此书。点击“在看”并发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区，截至6月12日我们会选出三条留言，每人赠书一本。
撰文丨李绍明
刚刚翻译了一本小书，题目我译作《人鸟与共》，直译应该是《它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——鸟类如何预警对于我们和我们世界的威胁》，作者是澳国微生物学者和免疫学者、诺奖得主彼得·多尔蒂（Peter Doherty）。一壁翻译，一壁也就喜欢起这本书来。搁笔没事了，就想说道说道这本鸟书的事情。
我是喜欢植物的人，这与我曾是一个农民有关系。农民要种庄稼，种蔬菜，也要饲养动物。庄稼和蔬菜都是驯化的植物。养动物，就要跟各样的野草打交道。我想我从很小的时候，就能辨认上百种有用没用的草吧。经历过饥荒和贫乏年代，辨认可食的野生草类曾经是我辈的生存技能。既长，学了点中医，看了点画谱，更增加了对于花草树木的兴趣。
对鸟的爱好和知识，可就差的远了。鸡鸭鹅是必须熟悉的。笼养鸟可就得“有条件”。从小接受的家训，就包括“待要穷，玩毛虫”，说的是贫家子弟不可养鸟。少年时，家乡野鸟很多，猎鸟的人也往往而有。我们乡下，猎人是同时受到羡慕和鄙视的。一般人眼里，他们是不正经的浮浪子弟。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过那些人，可从来都没能走入他们的生活。我的猎鸟实践是男孩子里最低水平的：自作弹弓，打柳树枝叶间跳来跳去的“牛眼蛋儿”，学名柳莺。同伴中有高段玩鸟家，常年喂养着“窝来”——一种百灵——和喜鹊。也会在春天带了“卡子”和大网，去祸害那些过路的候鸟，主要是斑鸠和“窜窜鸡”。这都是供肉食的中型鸟。也网到一些好看的小型鸟，可以自养或出卖。我的乐趣，则限于秋天里看高空的雁阵，隆冬里听村外麦田间高亢的鹤鸣。高中时和高中后，也偶尔照着画谱画鸟，自娱自乐，心得全无。
《人鸟与共》这本书多处写到“美国鸟人”（The Birdman of America）奥杜邦（John James Audubon，1785-1851）。我和奥杜邦还有点小小的缘分呐。个人卑微的淘书经历中，奥氏的中型画册《美国鸟类》（The Birds of America，1840），也算是值得纪念的了，它是1839年奥氏亲自决定出的一种普及版，尺寸为10½ x 6½吋，收500图。今天，此版初印品相佳者市价可达25000美元。我的财产是1994年版，浅米色丹丽上质纸，单面印，印制精良，彩墨照眼，跟我从英国淘到的六大卷《王家博物志》同样珍惜，同样小得意。
知道奥杜邦，还帮我结交过朋友。那年翻译书，有个圣经问题，听说经济系有个美国外教，精通圣经，就贸然去敲人公寓的门。主人冲门南向坐着。西面墙上，瞥见别致的圆形挂钟。寒暄之后，我抬眼问道：“奥杜邦吗？”人家大喜说：“是！你也喜欢奥杜邦？”才知道主人是奥杜邦迷，不但钟表是奥杜邦，茶杯杯垫都是奥杜邦公司的产品。那挂钟有特点：没有数字，取而代之的，是12只鸟的形象，主人说，每到整点，就会响起特殊的那一种鸟的叫声。于是宾主相谈甚欢，问题解决，还获赠一本新国际版英文圣经，至今供在书架上。
我翻译的多尔蒂，人家对鸟的爱和知识，咱可就没的比了。这本书是谈论鸟的健康与疾病的，但是远没有想象中那样讨厌。虽然免不了有很多很多的疾病啦，病毒、病菌和寄生虫啦，免疫机制术语啦，但是，还是有大量的篇幅，是关于鸟和鸟人的故事，这些故事，引人入胜，摄人心魄，牵动着人的爱心，好奇心，还包含对于生态、经济和文化的关切和理解。有几个板块，一般读者都会开卷有益；说实话，就我而言，这几个板块，有其中一个，也就觉得物有所值了。这几个板块是：
鸟的生理学（和鸡胚胎学）；
与鸟有关的传统和文化；
鸟病学者的故事；很多科学巨星是研究鸟类疾病起家的，而其中颇有几位还是作者的同事或同行。于是，我们知道了很多细节，关于科学家的经历、个性、行径、命运、建树，从而知道了很多关于“科学是怎样做成的”；
往昔的科研；多尔蒂还津津乐道往昔的科研是怎么做的。有些优良传统，至今还没有失去意义和价值。
于是，那一大块一大块的科学——微生物学、遗传学、免疫学、病毒学、公共卫生学、物候学……就再也不是死板的事实了。它们都是具体的一个个活人做出来的、有悲欢、有故事的学问。
于是，科学家不再是“身穿白大褂的活动僵尸”。
甚至，他们还写诗，跳舞。我们知道，鸟人奥杜邦是个大画家。实际上，我们能看出，本书作者多尔蒂也是个了不起的读者。他读很多的历史、很多的文学，他提到和深论的文学家，从莎士比亚到济慈、雪莱，从彭斯、布雷克到柯勒律治，他们对人文、对我们理解世界的贡献，与鸟类研究者对理解世界的贡献，相互补充，交相辉映，不可或缺。尤为神奇的是，有一个鸟类行为学者，同时又是卓有建树的职业舞蹈家，而且，在编舞和起舞之际，学者舞蹈家似乎更深地理解了鸟类的精神世界——
于是，还有：鸟的美学。
鸟的生理学
善飞的鸟族，让我们所有“两足无毛动物”羡慕不已。住在6楼的我，常想象自己如何能从窗口纵身飞下，哪怕最简单地滑翔一下也好。几年来猛练俯卧撑和引体向上，但成绩很快就顶了天花板，于是，每一次都是发奋几天，废然作罢。
这方面，鸟儿是怎样远远甩下我们几座树林子啊。我们跟它们，差的太远。
这要从它们的骨架说起。吃德州扒鸡的时候，我们很快就知道，鸡的骨头比猪和牛的骨头更加多孔，腿骨简直掏成了空洞。当然，它必须如此，才能减少地心的引力。更重要的，鸟类的骨架跟哺乳动物骨骼从模本就大为不同。为了承受着陆时的冲击，它们的下部脊柱跟扩大的骨盆融合在一起了（这让它们免受腰疼之苦）。结构性的坚实，对于支持飞行中肌肉、筋腱、骨骼、皮肤和羽毛的强有力活动，也是必需的。把鸟类拉起离开地面，需要庞大的屈肌（胸肌）；而庞大的胸肌需要足够的附着面，于是，锁骨融合到了一起——在鸡类为叉骨——而胸骨则往下延伸，形成一根深插往下的竖直“龙骨”。
从平地或海面起飞，是反抗万有引力的逆天本领。做成这事，需要巨量的能量，这又意味着肌肉组织要得到很多氧气，因身体要燃烧葡萄糖为肌肉机器提供能量。与此同时，终端产物二氧化碳也需要及时丢弃。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有肺，肺里有不断分叉、越分越细的管子，最终成为毛细气管。毛细气管与毛细血管之间的屏障极至微妙，间壁极薄，以便于不停循环的血红细胞接触到新鲜空气，于焉排出二氧化碳，摄入氧气。但是，在空气到达最后的、单层细胞组成的气-血界面之前，空气所由传输的管道系统，鸟类的和哺乳动物的大不相同。鸟类演化出一套更加复杂的单向溢流道式的呼吸系统，而哺乳动物的肺尽管较大，却较简单，吸入的新鲜空气跟呼出的废气在肺里混合在一起，直到在终端水平上那些气球状的肺泡里也是如此——气体交换就是在肺泡里发生的。鸟肺没有肺泡那样的“终端构造”，它们用的是一套由互相连通的细小管子组成的“连续流”系统。
正是因为鸟们得处理不知多少倍于人类的空气，它们才对空气中的毒物成比例地敏感。古代的煤矿工人会把金丝雀带到矿井里，替自己检测可能富集的瓦斯。
常言道，会飞有会飞的难处。特别是那些长途旅行家，动辄数千公里的迁徙飞行，它们是怎样做到的？就说中型涉禽红鹬吧。它的寿命为七到八年，一生要旅行40多万公里。每次长途飞行中只有几个停靠站点，因此，起航前它们要承担相当大的体重，且必须在途中加油。长距离飞翔的候鸟，出发之前体重大约是平常的两倍，在rufa红鹬，是从90-120克到180-220克。飞行时，脂肪提供了主要的能量储存。一旦脂肪耗尽，鸟类便开始从肝脏和肾脏等体内器官、乃至从嗉囊和肠的平滑肌燃烧蛋白质，然后就要从用于飞行的胸横纹肌提取能量，从而导致整体力量逐渐下降。沿途的几个配货齐全的“天路”食品店显然是必不可少的。到达后，必须迅速恢复胃肠道和消化系统的完整健康；否则它们就更容易受到外来肠道微生物的侵袭。
这本书当然少不了鸟类的疾病，比如疟疾。有一回，喝咖啡时，作者跟朋友说了一个禽类疟疾的故事，朋友立即反应道：“可是，鸟身上覆盖着羽毛啊，蚊子是如何叮到它们的？”有意思的段子发生了：睡觉时，相对抗病的日本白眼将喙部和脸部别转朝后，埋进背羽的松散处，蓬松胸部羽毛，下蹲，使腹部触及栖木。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嘴角、前额以及腿脚的暴露。而那些易感鸟类睡觉时，所有这些部位都暴露在外，正好作了蚊子的饲养场。与许多传染病一样，当涉及易感性时，行为可能不是全部的易感要素，但很重要。
这是非常好的例子，可以用来诠释进化论。适者生存，有时候就在于这一点点差别。
然而，如果我们在看到犀鸟那个招摇的大嘴巴时，心里还惦记进化的事，光想着人家吸引异性、进食或防御方面的优势，那就错了。因为，巨嘴鸟的喙主要是起散热器的作用。它有功能强大的浅层血管网络，帮助散热。鸟类不会出汗，但它们会通过裸露的脸、腿、脚和（在某些物种中）头部的无羽毛斑块散发相当多的热量。伸出翅膀可以增强大片皮肤上的空气流通，这些皮肤由小血管充分供血。不同的鸟种，羽毛的排列方式也不同。所谓排列方式，既有羽毛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，又有羽毛和身体的相对位置关系（学画画的朋友们要注意咯）。复杂的羽毛排列有利于保温或隔热。白色、反光的尾巴可以转向太阳。
可是深色鸟呢？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都知道，黑色的轿车里那可是真热！那么，在吸热方面，举例来说，黑色凤头鹦鹉与白色凤头鹦鹉相比，难道没有明显的劣势吗？然而，鸟类不全是一坨不动的固体。只消每小时3公里的风速，事态就会逆转。这时，当环境温度较高时，黑色鸟也就更容易散热。
一些物种还使用“鼓喉”策略帮助散热，这是一种“扇风”过程，通过喉部的舌骨-肌肉组织的快速放松和收缩，来鼓动舌、咽、喉各部，以利于多血管的口咽部和上呼吸道区域气流通畅。
俗话说，天下无不病之鸟。鸟病了可咋办？我若是得了流感，可以卧床休息，有孩儿他妈给我吃荷包鸡蛋，时不时上上冷敷，大不了一个礼拜没事了，误不了上银行取退休金。可是鸟，比如说，燕子呢？别说流感，就是轻微的感染，都能影响它飞行，而不能飞行就意味着不能觅食。
若是迁徙中的鸟类，生病就更成问题了。对于这些长途旅行者而言，生点小病，那可就是生死之间。
爱鸟，就要懂它们，关心它们。我们爱鸟，爱的够吗？（这也像传说中的“乡愁”。住在城里的浪漫家总说喜欢农村，喜欢农民，但是，你懂得农村和农民吗？你知道他们的疾苦病痛吗？）
报警的鸟
远从神话时代起，鸟类的重要职责就是站岗。埃及人的图腾谱系中，有很多人身鸟首的神祇，鸟是朱鹭，猎鹰，隼或苍鹭等等，它们都曾给埃及人站岗。西方传统中，小公鸡是警惕性的象征，在法国的纹章设计中广泛地使用。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，公鸡被用作国民的象征；一战期间，骄傲彩焕的高卢鸡跟黑色的德国鹰四目相对。
哨兵鹅报警，一向跟人类故事相联系。鹅的领土意识很强，一旦认为你侵入它的地盘，它就会大声叫唤着向你进攻。缓解之法，是赶紧喂食，这样，它们就认为领地安稳，岁月静好，我们是它们的本家同类。据古罗马历史家李维记载，在女神朱诺的神殿里，是神鹅唤醒了疲惫的罗马守兵，使他们免于失败在夜间偷袭的高卢人手下。在近代苏格兰，威士忌酿酒作坊有时会由鹅群守护着，一旦有小偷前来盗取他们的生命之水，鹅群就会嘎嘎地大声叫唤。
作者说这一些，是为了引出现实的话题：哨兵鸡。作者和一个科学朋友曾有如下的对话：
“奇怪”，朋友说。“打了一杆，打到高低不平处。我撞着一个鸡笼，里面全是鸡！高尔夫球场有鸡！这怎么回事？”
“哈，哨兵鸡”，我回答说。“是放在那儿，监视WNV蔓延的；就是西尼罗河病毒。”
多尔蒂的科学世界跨在两个学科之间，病毒学和免疫学。倘是个病毒学家，一看就知道那些鸟在那儿做什么。他的高尔夫-科学朋友看见鸡没想到WNV，说明科学里的专业化鸿沟已经如此之深。做科学的人越来越作茧自缚，哪怕离他最近的领域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。
我本人也有点类似的经历。2002年闹非典，邻居们不敢远出，就在房前屋后忙活种树。一天中午我下课回来，邻居老于在门洞边等我。“老李，你给看看，这是棵什么树？”我反问：你买的啥树？“人家说是玉兰呢。”我问：你怎么买的？他说：“我问人家，有玉兰吗？”我说“错了，这是木槿。”他说，哦，那就种到后面（楼南面）去。我纳闷儿：老于你不是学生物的吗？老于一笑：“嘿嘿，微生物。”
那只鸡是人类研究者布置在那里监视虫媒病毒的。虫媒病毒只能在活细胞内繁殖，会在很不相同的动物的组织里自我复制。咬人的昆虫，特别是蚊子和蜱虫，都会制造这种病毒。它们吸血时要么自己感染病毒，要么把疾病传播给热血物种，包括人类和全部长毛生羽的脊椎动物。
哨兵鸡的本事，是在地里或树林里自然感染了之后，有本事产生出高度有针对性的抗体来。这是哨兵鸡上岗的资本。鸟类既有胸腺，能产生T型淋巴球（包括杀手T细胞；多尔蒂研究那东西近四十年），也有B型淋巴球或血浆细胞，能产生有针对性的抗体。检测到特定抗体，我们便知道了某种特定病原的存在。也正是由于鸟类也有产生长期免疫记忆的本事，所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，人们才得以研发出许许多多预防性疫苗，用于家禽和笼养鸟类的防疫。
不光笼养家养的禽类能做我们的哨兵。往大了说，那些能天南地北自由飞行的鸟类，只要活着，就替我们巡察着，监测着，采样调查大气和海洋，采样调查植物，森林，草原甚至昆虫的生存状态。那些地方，是我们不容易去得了的，而那些情况，更是我们不易了解到的。这些情况一旦有变，就会通过鸟类的数量和健康状况反映出来。我们不能不关心它们的福利，正如军官布置了哨兵就不能不关心他们的福利是一个道理。
科学是很多人都能教。多尔蒂的本事，是在教我们科学的时候，还教我们历史和文化。可别说这样的“东拉西扯”不管事。从科学看历史和文化，我们就不再觉得，那些传说中没有合理的成分；反之，下一次再听到看到什么传统和传说，我们大概也会去琢磨下：这里面是不是有些合理的东西。
举个例子。看古代农书，养蚕的，酿造的，都要在某个当口斋戒沐浴，禁这个禁那个，我就想到：噢，这些高度仪式化的行为，是在那些行为者不知所以然的情况下，客观上减少了感染的机会。
还有。除夕的守岁，和祭祀时那些郑重其事，无形中减少了多少因焚烧纸钱、高烧香烛和燃放鞭炮而可能造成的火灾啊。
鸟的美学
在这里，我无意数说雄鸟的求偶表演和雌鸟的美学趣味。那是人家达尔文的强项，他在《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》中对那些行径记述得淋漓尽致。这里要说的，是多尔蒂笔下的鸟类之美和据他所知人类对鸟类之美的艺术反映，是人类关于鸟的美学。
我接触到的所谓“自然作家”里，多尔蒂的文笔算是最为质朴无华的了。他对鸟类之美是充满真赏的，然而，他的鸟爱是深沉的，并不想在表层上多所属意。偶尔涉笔，也是简笔白描。但高手就是这样，抓住要点，三言两句，形象无不跃然纸上，令人难忘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下笔便深，立呈多维。举个例子。他写海雀：
“它们有橙黄色的喙和矮矮壮壮的体型，真的是人见人爱。它们像小孩子一样，脑袋和身子比起来显得较大。这大约就是‘企鹅图书’面向儿童的系列使用了可爱的海雀作为图标的原因吧。”
这一笔，把爱书人的思绪拉到了图书的世界，那里有传奇的企鹅和同样传奇的企鹅图书，辨识度极高的三色块封面，当然还有艾伦·莱恩的传奇出版故事。正如你会期待的，多尔蒂在书中也没忘提及企鹅图书的另一个可爱形象，这就是非小说、学术类的“鹈鹕丛书”。唯一漏落的，反倒是企鹅图书的第四个形象，“游隼丛书”，而那正是它的科学经典系列。
说到美学，不能不说说绘画。而说起鸟画，还是绕不开奥杜邦。然而，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，就是在参观奥杜邦鸟画原作展出的时候，多尔蒂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。在此提出这点，好让爱科学的小朋友们知道，什么叫学人的思路开阔。
某年，多尔蒂应邀去多伦多参加盖尔德纳国际医学研究奖设立50周年庆典，作为庆典的一部分，又去渥太华参观加拿大议会奥杜邦的画作以及约翰·古尔德等在喜马拉雅山、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所做的同类工作。他肯定从那些古画里看到了某种鸟古今之不同，而想到今后可作进一步探究。他又想到，遍布世界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大量19世纪鸟类标本，应当更有研究价值。于是，他回到多伦多后，趁周年庆典休会间隙，就安排与王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鸟类馆馆长暨策展人艾伦·贝克见了面。艾伦的祖籍是鸟类王国新西兰，他也是鸟学界的活跃研究者和杰出人物。
名人见名人，非常顺利。很快地，我们的桂冠科学家便来到存放鸟类收藏品的房间，思路也从瞻仰奥杜邦的版画，迅速转换为科研模式：某些藏品，其状态是否足以让我们对18和19世纪的标本与当代鸟类进行基因比较，并且大张旗鼓去作一番“分子考古学”研究呢？
回答是肯定的。人家不但有栩栩如生的漂亮标本在展，且背后还有多得多的库存，保存完好，静等着人来研究。不但全鸟，还有海量精心编目的、用砷剂保存的鸟类“皮肤”样品，完好到允许（通过聚合酶链反应，PCR技术）获取其DNA，以作序列分析。
多尔蒂还回头和我们说：各位公私收藏家们，家里或许收有印第安武士戴的帽子和其他饰品，上面的羽毛和蟒蛇等等要好好地留着，就近找个生物学家问问，该怎么保存，兴许就可以用于科学研究。
书中关于文学，并不都是简单地涉笔提及；尽管文字不多，但因思想深邃，依然构成深刻的评论：
你好呵，欢乐的精灵!谁说你仅仅是只飞禽，你从天堂或天堂近处，尽情倾吐着你的全心。随意挥洒，洋洋洒洒，出口便是艺术的妙音。
“我们谁都不会将《致云雀》视为对Alauda arvensis的准确生物学描述，但是，这些词句之非常令人满意，也许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，即人类已经能从美和精神的角度看待自然世界。这个传统，比他们通过双筒望远镜作系统观察要久远得多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是更喜欢雪莱笔下的云雀形象，而不是一头带有大量肠道细菌的鸟儿。”
顶好的科学家，是超越科学的。他们对于人文的理解和把握，往往比纯文人深刻的多。正是这样的科学家的存在，人类才不致在控制自然的努力中，陷于另一个不可自拔的泥潭——科学主义的泥潭。
科学硬核，和不太硬的那些
这本书的主旨，“超越了素常的社会主题和环境主题，进而探讨一片较为阴暗的领域——病理学，毒物和瘟疫”，重在鸟类疾病与人类疾病的关系，以及公民参与鸟类科研的重要性。对于科学，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关注角度。首先是“科学的公私两面：公众看到了科学中的实际效用，而研究者专注的是科学中的认知”。研究疾病，当然能治病救人，或救治动物，保障民生。但另一方面，好的科学，却是由纯粹的好奇心驱动的。发现什么并找出其所以然，其时的那份兴奋和激动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作者提到了“攀登珠穆朗玛峰”原则：之所以要攀登，是因为它在那、并且有可能。好的科学，并不是急功近利的。作者的许多案例都说明这一点。比如，一个小小的鸡肿瘤病毒的研究，初看跟人类关系不大，后来却得出了多方面的丰厚成果，包括重大的实用成果。作为功成名就的科学家，他也进而指出，“伟大的科学既涉及创造力、洞察力和开阔的视野，也涉及测量和理性。”这句评论，对于有志于成为一流科学家的人们，意义尤其重大，当然，也有助于我们普通大众更好地理解科学。这样的论述本书里是很多的，我们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。此外，关于为什么研究野生动物离不开大众参与，为什么说，不能局限于纯粹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、如果那样，我们会失去什么，作者也反复谆谆言之；在此一提，与读者朋友共勉之。
本书的、当然也是作者多尔蒂的厚重之处，还在于他的历史感。好的学问，离不开这门学问的历史；有人甚至说：一切学问都是历史。只管事实，不问渊源，那就是狄更斯痛加挞伐的戕害人心、把人变成“活动僵尸”的“葛雷硬”主义。文革时期，我们的数理化各科教材，删掉了大部分有关科学家、发明家的介绍。那原是灭绝人性“教育”的应有之义。重视历史，还不光是为学术增添温度而已。这也是对于先行者的公平公正；只有记住他们，记住他们的成就，记住他们的人性和艰辛，后人才能说对得起他们。更进一步：像在其他领域一样，命运和历史，对科学家群体也并不总是公平的。（对实验动物就从不公平！）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现象同样存在。由于机缘，由于时代，由于科学家自身的生老病死“阴差阳错”和外部加之的不公，由于性格，比如一些人的“强势”和另一些人的“淡泊”或“慷慨”，乃至由于蓄意的诬陷和打压，许许多多本应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（character）沦于湮没无闻，这让后来者不禁心寒！他们同样值得我们感恩和铭记！
《罗马史》的作者尼布尔有言：“钩沉索隐，功同再造。”这方面，多尔蒂做的是很足的。粗略计数了下，他在本书中叙述了不少于15位诺奖得主的生平事业，其中包括他的多位同事和朋友。书中讲述了许许多多饶有趣味、意义重大却鲜为人知的鸟类科研故事，每一个故事，都写得“见物见人”，除了诺奖得主，还有更多名气较小但同样重要和有趣的人，知道他们，铭记他们，是我们蒙恩者的责任。补充一句：本书涉及的领域是很多的。作者虽然是多面手，但在书中所涉的多数领域，他本来也是陌生人。但是，他在探讨这些领域的时候，是得到业内顶级高手的亲自指导和帮助的。这就保证了本书的可靠性和深度。
最后一句：这篇小文，我没完全按照书的内容写。看看书的目录吧，当真的非常有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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